晚清淮盐成功自嬗(之二)-凯发k8国际唯一

----兼论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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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崛起成于规模和技术之双助

一些历史事件发生都有预兆性。两淮盐中，淮南盐最早见诸于《史记.·货殖列传》，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初时，吴王刘濞在淮南等地煮海为盐。而恰在两淮盐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（1764），两淮盐运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称海州分司（驻海州板浦镇）。虽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为淮盐衰败埋下了潜因，但终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绪朝末期才致淮南盐一蹶不振的。可兴叹的是淮盐生命力是贯穿在淮盐几千年的运程中的。林振翰《淮盐纪要》说：清末淮南通泰11场专销鄂、??西、皖四岸及本省食岸，而其产不敷销，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8），由两江总督端方拨借库银，令淮北垣（场）商在丰乐镇（今灌云县洋桥镇）西增铺盐滩40份，名济南盐场，场治板浦，以产之盐接济淮南所欠盐量（后该盐滩废弃）。据《江苏省志·盐业志》，其后几年，淮北盐区兴起铺设新盐滩热潮。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至民国三年（1914）7年间，淮北又新建设145条圩子，新建盐滩1160份，先后成立大德、大阜、大有晋、大源、公济、裕通、庆日新7个制盐公司，定名为济南盐场。其时淮北另三场中正、板浦、临兴各有盐滩659、698、597份，四场合计3114份。济南盐场建成达产后，年产盐13.54万吨，超过淮南盐区咸丰八年（1858）的产量（12万吨），更超过宣统年间的淮南产量（10万吨），以其一场产量而居淮北总产量7成以上，号称“淮北第一巨擘”。

在淮北不断建新圩铺新滩同时，淮南盐区也在努力克服困难，维持煎盐生产。但其时淮北淮南的盐产量比例位置已彻底颠覆。《淮盐纪要》载：民国十一年至十五年（1922——1926），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988562担（49428.1吨），淮北则达7827853担（391392.65吨）。《中国盐政史》载：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四年（1931——1935），淮南五年平均年产盐1191000担（59550吨），淮北则达8495000担（424750吨）。其中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淮北年产盐900万担（450000吨），占全国盐量18%，淮南年产盐150万担（75000吨），占全国盐量3%。是时，两淮盐运司已于两年前由扬州移驻淮北（今之灌云县板浦镇），扬州改设淮南运副，专事淮南盐务。此亦标示出两淮盐区北重南轻。

济南盐场的建成并达产，可以说是淮北盐区清末民初的一个大事件，犹如一匹黑马在云台山下的黄海之滨冲出，一个亮相就使减产的淮盐重新振奋了起来。由于完全是商人投资建成，运作模式是仿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制，管理方式相对先进，效率较高，不仅反映在产量上一个济南场完全替代了整个淮南盐区，其工本也是远低于淮南盐区的。《中国盐业史》统计资料示出：1929年两淮除济南场外，淮北晒盐成本为每担0.338元，淮南煎盐成本每担在1——2元之间，晒盐区偏高的济南场每担1.535元，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。到1935年，全淮北平均每担成本0.4元，淮南仍因离海远、卤气淡耗时耗工耗柴，担盐成本居高不下。此外，据《中国实业志》，民国期间淮北圩盐氯化钠含纯89.29%、水份6.1%、夹杂物4.61%，淮南盐则分别为87.9%、6.73%、5.37%，淮北盐质明显高于淮南。

在淮南一以贯之煎式产盐而趋萎缩时，淮北一以贯之晒式产盐，且因济南场的建成生产规模扩大产量猛增，又因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较先进的管理方式，使淮北盐得力于规模与技术的两相助力，犹如腾飞之双翼，在国家盐策发生变化时能从容应对。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著的《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》第1卷，民国三年（1914）取消了淮北票权，从而开放了淮北票盐皖、豫引地及行销淮盐的安徽宿、涡2县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开放了淮鲁并销的山东临沂6岸。民国五年（1916）开放了淮北近场5岸（江苏省沐阳、涟水、东海、干于、灌云）及徐淮6岸（包括江苏淮安府属之山阳、清河、桃源、与徐州府属之宿迁、睢宁、邳州）。这种改革还是比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，高质量、低成本食盐可以在竞争中处优，也使吃盐人减少吃盐支出。如此，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晒式低成本的淮北盐的发展，同时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盐的进一步减量萎缩，而使整个淮盐重心加速北移。